在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细瓷碗,上面写着“作官即不许兴旺”7个字,这是吉鸿昌烈士的父亲吉筠亭留给他的遗训。
1920年,吉鸿昌回家探望重病的父亲,父亲对他说:“吾儿正直勇敢,为父定心,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。当官要清白廉政,多为天下穷人着想,作官即不许兴旺。你只要做到这一点,为父才死而瞑目。”吉鸿昌谨记在心,数十年来,虽因战功官至宁夏省主席兼第10军军长,但生活简朴。他还仗义疏财,以家资流放资,筑路修桥,并与父亲一起办学校,请名师、购校舍。1931年,父亲去世,为牢记父训,他在饭碗上亲笔题写了“作官即不许兴旺”,每日三省其身,并请陶器厂仿制了数百个瓷碗发给全体官兵,共志廉洁,他说:“我吉鸿昌虽为主座,但我绝不欺压民众,掠取民财,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,作官不为兴旺,要为天下穷人办妥事,请诸位兄弟监督。”
吉鸿昌,原名吉恒立,河南扶沟人,著名爱国将领。1895年生。1913年入冯玉祥部投军,因骁勇善战,屡立战功,从士兵递升至军长。他为人正直,不畏权势,人称“吉大胆”。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,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,衔命“围剿”鄂豫皖革命凭据地,但其不肯替蒋介石打内战,态度消极。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,强令出国“考察”。
随后不久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他立即体现“国难当头,凡有良心的军人,都应该誓死救国。我是一个军人,我不可昧着良心远走高飞”,并撕碎了为出国置办的西装,但国民政府坚决不允许。此次“考察”让吉鸿昌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革,越发坚定了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,他在其著作《举世视察记》中写道:“‘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’,民族颓唐蜕化,不图竟至于斯,当周游各国时,每闻见及他人之优点,辄回忆及国人之弊端。虽其刺激为间接的,已不堪其悲愤。乃走进国门,凡目所见,耳所闻者,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”。
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,按党的指示潜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。随即毁家纾难,变卖家产6万元购置枪械。1933年5月,吉鸿昌与冯玉祥、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,任第2军军长、北路前敌总指挥,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,连克康保、宝昌、沽源、多伦四县,杀敌1000余名,将日军驱出察境,彻底回手了“抗日三天亡国论”的投降主义思潮,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再次点燃。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,弹尽粮绝而失败。
1934年,吉鸿昌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运动,组织建立了“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”,并开办《民族战旗》杂志,通过租界邮局向全国爱国团体、军队投递抗日宣传品,而他位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,被党内同志称为“红楼”。11月9日,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谋害受伤并被捕,后被引渡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,面对让他供出全部秘密的审判官,他慷慨陈词:“我是共产党员,由于党的教育,我挣脱了旧军阀的生活,转到工农劳苦公共的阵营里头来。我能够加入革命的步队,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,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,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,这正是我一生的最大庆幸。”24日,经蒋介石下令,吉鸿昌被判“立枪决”,时年39岁。
临刑前,吉鸿昌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:“夫今死矣!是为时代而牺牲。人终有死,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,因另有子女得您照应。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,留作教养子女等用。”在刑场上,他大义凌然,从容就义,写下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”的不朽诗篇。